以前在电视上看火箭发射，印象最深的总是升空的火箭带着一团光与火，沿着一道弧线消失在苍穹中，最近的蹲点采访中我才知道，一枚火箭从无到有， 十八腔，是从弹道轨迹设计开始的，可以说，是先有那道弧线，再来造火箭。
“余梦伦班组”成员
现任班组长马英说，弹道设计工作常被称为“总体中的总体”：
“它是一个运载火箭总体方案从无到有的一个起点。就等于国家说我现在需要一型火箭，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要把什么样载荷送到什么轨道里去。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火箭去完成这样的任务?这种分析他是从弹道方案分析开始的，弹道方案分析完成之后，基本上我们才能决定运载火箭的一些最重要的总体参数。”
“余梦伦班组”组员的办公桌
1960年，北大数学系毕业的余梦伦跨进了中国航天的大门，刚刚工作的他就接到了搞火箭弹道设计的任务。但余梦伦回忆说，那个时候除了钱学森，谁也不懂弹道设计，也没有理论和资料可借鉴，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靠着手摇计算器、拉计算尺和算盘，余梦伦每算一整套火箭的轨道数据，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科技人员在用手摇计算机进行计算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供图)
资源匮乏、条件恶劣，余梦伦那一代航天人却为中国运载火箭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一干就是60个年头，余梦伦设计的火箭轨迹有成百上千条，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却非常简单。马英说，余梦伦当过最大的“官儿”就是班组组长。82岁的他现在还是天天来上班，还会手把手指导年轻设计师。
余梦伦(中)与设计师们讨论工作
“江湖地位是自己挣出来的”
现在的班组里，二十来个年轻人平均年龄不足35岁，在勾勒火箭轨道的同时，也在认真绘制自己职业生涯的轨迹。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主任设计师胡炜告诉我，年轻人进了火箭院，先得知道两条不成文的规定。
胡炜：“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还是团队之间要团结，就是不许窝里斗。第二个就是你自己还得有本事。江湖地位都是自己挣出来的。出现了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怎么解决?要靠平时自己一点一滴的积累和努力。”
设计师们在交流
(后面吃泡面那位也许代表了他们的常态)
交流通畅的基础是平等和相互尊重，我刚进班组办公室不到一小时，就围观了设计师王建明和师父耿光有的“互怼”：
“氢和氧都加满的箱子不合适”
“不合适，我也假定他是合适的”
“那不行，应该是明显不可能”
“我就认为这是合适的耿老师”
“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干。”
后来我发现，像这样反复推敲、经验共享式的讨论随时随地都在进行。
在“余梦伦班组”里，团结的基本操作是一致的，赢得“江湖地位”却各有各的方式。
敢和师父“吵架”的王建明全程参与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制定，也同时在钻研探月工程多弹道、多窗口的大火箭飞行方案。
技术专家王俊峰(左二)正在介绍新落区的勘察情况
对既有火箭型号开“脑洞”，是设计师打造江湖地位的又一个法宝。班组副组长程兴正在着手计算“自修复”智慧火箭的新运算模型，让火箭能在飞行中自己修复故障，即使无法修复，也要把损失降到最低。
程兴：“我们未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让火箭更加智慧一点，智能一点，让它在飞行的过程中一知道自己有问题，二知道自己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运算模型需要长时间大量进行在我这个文科生看来很枯燥的计算，程兴乐在其中。
程兴正在和同事张普卓确定火箭坐标系与控制方案
就连新入职一年的90后张志国，也有了自己初步的“江湖地位”，他主攻研究的是火箭回收制导控制方案，要让火箭竖直升空，再竖直降落到指定落点，实现火箭的重复利用。
90后张志国是班组里的新生代力量
以往，属于开拓性的工作都是交给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来干，而今，像张志国这样的年轻人也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余梦伦班组”组长马英说，这是因为从刚入职的新员工到成为技术带头人，一套“三部育人法”贯穿始终。
马英：“第一步叫添加燃料助推起飞，第二步叫导引航向，带领绕飞，第三步承担重任，鼓励领飞。对于创新性的工作，我们并不给他设太多的条条框框，你就放心去干，要给他试错的机会。”
北京地铁八号线火箭万源站出入口
张志国：“我现在可能阶段性的就是我手头回收相关的工作，我要把它做细做透，然后直到我们国家第一型真正可回收的火箭，回收到着陆场上，那一刻可能对我来说应该心里是很好的一个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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