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籍著名作家刘玉堂于5月28日晚间去世，享年71岁。
著名作家刘玉堂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他把沂蒙山疯迷一般写了三十年，结果成为文坛上一个罕见的文学灵手，一个让人津津乐道、啧啧称奇并且再也不能忘怀的作家”，被誉为“当代赵树理”和“民间歌手”。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尴尬大全》，则将目光对准了一批“县城里的文化人儿”，有评论家将《尴尬大全》称为“当代知识分子种种病象的文学报告”。6月21日，记者与刘玉堂进行了一番对话。
谈新书：“写的是文化人儿的尴尬”
记者：《尴尬大全》里面讲述了种种尴尬的场景，为什么想到要写“尴尬”？
刘玉堂：我把尴尬看作人生一种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一种生活的况味，没有谁不遭遇尴尬，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是小人物比大人物会遭遇更多的尴尬，像民间流行的“四大窝囊”、“四大傻”、“四种不被重用的原因”等段子，都是在说尴尬。至于小说的构思，则是将尴尬作为一种切入的角度，说的是一批“县城里的文化人儿”当下的生存状况。开始的时候这个长篇的名字准备叫《县城里的文化人》，我上世纪80年代有个短篇叫这个名字，现在感觉有点重复，于是起名《尴尬大全》。说全也不一定就全了，但可以成为触类旁通的一个由头，让你产生诸多联想，想到自己或他人的种种尴尬。
记者：有评论家将《尴尬大全》称为“当代知识分子种种病象的文学报告”，但您却一直认为您是在写“县城里的文化人儿”，在您看来，“文化人儿”与“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区别？
刘玉堂：知识分子现在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而“县城里的文化人儿”只能说在大的范畴里属于知识分子。我脑子里，“文化人儿”跟知识分子的差异，就像一个县一级的文化馆长与大学教授、博导之间的差异。知识分子可能比“文化人儿”多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而“文化人儿”又比知识分子多一些奇怪的学问，比方说，阴阳八卦、火锅的八种佐料、婚丧嫁娶的十二项程式，这些学问有的来自民间，有的来路不明。“文化人儿”除了具有一般人的好品质之外，身上往往还带着放大了的一般人的小毛病。就像《尴尬大全》里说的那样，喜欢负点小责，喜欢毛遂自荐，喜欢耍小聪明贪小便宜等等，你让两个人去冲厕所，他差不多就要问问：我们两个谁来负责呢？
记者：写“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儿”生存状态的小说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同样描写“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儿”的生存状态，《尴尬大全》与《围城》有什么区别？
刘玉堂：你这么提是将地比天，折杀我也！如果非要说一下它们的差异的话，我个人把《围城》对知识分子状态的描写称为“学院派”的描写，当时处于战乱时期，但作者却将小说的场景大部放到了一个基本与世隔绝的大学里，多是描写知识分子自身的尴尬；相对来说，《尴尬大全》主要写的是“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儿”于社会转型期的尴尬，他们既想发财，又怀念着计划经济的好处，它不回避社会生活包括政治对他们造成的尴尬和无奈，比如，书中有个模拟“文革”的场景，就有点象征意味，他们的尴尬不是“文化人儿”自身的，而是社会对他们的挤压与影响造成的。
说自己：“我是一个农民”
记者：您的小说被称为“乡土小说”，您自己也多次说“我是一个农民”，我想知道您为什么强调自己是一个农民？
刘玉堂：强调自己是一个农民，是从骨子里或出身上讲的，我来自农村。再一个就是从观念上讲，我不管是写农村还是写城市，差不多都用一种农民的立场或视角观察、看待问题，我的特点就是憨厚、朴实，不矫情，不做作，平视农民及一切弱势群体，不居高临下。我给报纸写的些小文章，一般读者都觉得比较亲切，像是两个人在拉呱，这大概就是平视的角度、平实的心态和朴素的语言在起作用。
另外，强调自己是农民，也比较容易得到理解与宽容。我文章写得不好，你可以原谅，农民嘛，写得这样就不错了。
记者：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农村越来越城市化，作为“新乡土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您对乡土小说的前景怎么看？
刘玉堂：我不认为乡土小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会走入死胡同，相反，社会越发展，农村越是城市化，乡土小说会越发显得珍贵。
我还想说明的是，现在很多人将乡土小说理解为比较“土”的小说，或者干脆就是写乡村的小说，我认为也是一种误解。乡土小说应该特别强调生命与土地的血脉联系，强调小说的根基与土壤，有根基就有生命力，就能远走高飞。它既可以是原汁原味的，又可以是浪漫飞扬的。你就是写城市题材的小说，只要你写作的视角与态度是朴实的、有生命力的，也应该将城市看作自己的一方“乡土”。
记者：您以前的作品大多将故事场景放到农村，《尴尬大全》却写了县城，是不是以后会更多地写城市？
刘玉堂：我下一部长篇就是有关三农、拆迁及城市化进程问题的。随着个人生活的变化，我创作的题材也有意识地向城市转移。我的第一个长篇《乡村温柔》是纯粹写沂蒙山区农村的，《尴尬大全》是有关县城生活的，下一部就想写写城市的边缘地带——仍然不离农村。比方说，我所在的地区附近，有一个村子消失了，这当然是因为城市的扩张。它的主题便是，通过一个郊区农村的变迁与拆迁，正面反映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艰难与必然。
这也是个不小的工程。为创作此长篇，我也做了一年多的理论及生活准备了，我曾到原来的村子及拆迁办公室做了采访和体验生活，我也曾与研究城市化进程问题的专家进行了多次座谈，做了许多细节的准备，还有语言的基调。我在贵报开了个《戏里戏外》的小专栏，我相信这个小专栏在我的下一部小说中会有用，起码戏曲式的语言会大量出现。比方这样的语言：政府开始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拆迁的人们泪涟涟，祖祖辈辈在此住，为何连自己的房子也难保全？届时我肯定会用上。你从中也可以想象得到说这话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聊幽默：“这是一种含泪的笑”
记者：您作品的幽默语言别具一格，您怎么理解幽默？您的幽默来自哪里？
刘玉堂：我如果有一点幽默感的话，主要还是来自生活。孙犁对来自生活的幽默，有这样的解释：对一个时代的生活理解得深了，作家有痛切的感受，而又不愿以大声疾呼的态度反映它，也不愿以委委曲曲的办法表现它，在沉默了许久之后，终于含着眼泪，用冷静的嘲讽的手法来表现它，这就是幽默艺术，是一种含泪的笑。我的幽默中包含着我的人生经历、人生态度，还有心胸及性格等等的因素。常常是苦中作乐，也写痛苦，但不是那么张扬，表达的是一种隐隐的痛，却又积极向上，不给人以消极或灰暗的感觉。
记者：幽默是一种自觉追求吗？
刘玉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幽默还是一种语言上的修养，我追求这种修养。好的作品都是有幽默感的。作为一个作家，你不可能让你作品的每一句话都精彩，但起码应该在每一页能够有一两句让读者感觉眼前一亮的语言，我称其为文眼或靓点。再就是，一个心胸坦荡的人、质朴的人、透明的人，才会幽默，我希望做这样的作家。
侃文学：“日益边缘化很正常”
记者：作为一个有三十多年创作经历的作家，您经历了文学能够引起社会轰动的年代，现在文学处于日益边缘化的时代，您怎么看待文学的边缘化这个现实？
刘玉堂：我说过，把文学看得太重要，将其置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容易搞文化大革命。将其边缘化，则很正常，它是处在了应该处的位置。与以前相比，现在应该是纯文学创作最好、最宽松的时期，当然，现在的作家也在忍受煎熬，因为有许多别的诱惑。所谓“是生活的就要回归生活，是艺术的就要回归艺术”。现在仍然还在坚守并不断有好作品问世的，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家，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我对他们永远怀着百分之百的尊重，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
不管社会如何变化，都需要文学的存在。一个民族没有人写书、没有人读书，天天在那里坐着或躺着看电视，那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现在文坛上有“美女作家”、“少年作家”，您怎么看待文学创作的低龄化？
刘玉堂：年龄是“少年作家”引人注意的原因，由此读者会宽容他们的作品。尽管平心而论，他们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是我们以前已经读过的。任何艺术作品最怕的就是互相重复，除了发自内心的真挚。遗憾的是，在这些孩子的作品之间，有太多的老成。说来说去，还是成年人的错。他们在无形中捧杀掉孩子身上的冷静，又棒杀掉他们对是非的分辨。
我不否认“美女作家”、“少年作家”中有个别好一点的作品，但总体上看，他们基本不是一种“文学现象”，而只是一种“出版现象”。如果硬要评论，我可以打这样一个比喻：早熟品种，大都颜色鲜艳、个头也大，但味道一般都不好，营养就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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