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来看一下“萨拉热窝玫瑰”，它们不仅仅是填充迫击炮弹坑的红色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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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来说，1992 年开始的那场持续四年的萨拉热窝围城事件已经成为了尘封的历史。不过，在波黑首都街头，迫击炮形成的小弹坑已经被红色树脂所填充，它们不断向人们提醒着现代战争史上最为漫长的围城战所带来的恐怖和灾难。记者 Peter Korchnak 对这些曾经属于南斯拉夫的城市街道进行了探访，发现了萨拉热窝玫瑰对于当地居民的真正意义。

1941 年的游记《黑羔羊与灰猎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在穿越南斯拉夫的旅行中，丽贝卡·威斯特（Rebecca West）写到，身处萨拉热窝就像是“在盛开的花朵中行走”。带着这样的想象，我乘坐长途汽车从贝尔格莱德出发，沿着米里雅茨河蜿蜒前行，直到这座城市出现在萨拉热窝山谷之中。威斯特说得没错：只要运用一定的想象力，你就会发现，斯塔里格勒（萨拉热窝的老城区）座落在一个碗状“花萼”之中，周围连绵起伏的山坡则是它的“花瓣”。在威斯特那个时代，像雄蕊一样指向天空的清真寺宣礼塔应该是城市里最高的建筑。现在，这些尖塔已被玛铃德沃尔商业区的高层玻璃建筑所遮蔽，后者在十一月的下午闪耀着光芒。

十几年前，1991 年的春天，我曾探访前南斯拉夫的成员国，以寻找过去的记忆。我的毕业论文以联邦国家的解体为研究课题，因此我希望了解人们（以及图书馆里）对于南斯拉夫 1991 年解体的记忆。当时我并不关心后来的武装冲突——旷日持久的波斯尼亚战争已经被分析得很透了，而且中欧大学为我提供的研究经费并不多。因此我跳过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我在塞佩塔雷瓦克街上租了一间小公寓住了下来。这是一条很小的街道，在我乘坐出租车时，司机通过无线电请教了一位同事，然后又在等红灯时请教了另一位同事，这才确定了塞佩塔雷瓦克街的位置。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城市里行走。我小心翼翼地走下陡坡，走向市中心。在某个住户的庭院里，一丛玫瑰爬上了一面高高的砖墙，旁边是枯萎的花蕾和等待收获的果实。晚熟的红色玫瑰朝着太阳开出了花朵。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怀旧感，仿佛我终于回到了一个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

波斯尼亚如今的生活被分成了 1992 年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的那场战争“以前”和“以后”两个部分。当穿过以长期担任南斯拉夫领导者的铁托元帅命名的大街时，我回忆了我在论文里提到的这个国家的“过去”。从 1948 年到 1980 年，为了平衡南斯拉夫的各个共和国，在这些成员国之间建立“兄弟友谊和团结”，铁托（Tito）制定了大力发展成员国经济的政策，振兴了波斯尼亚的经济。直到今天，铁托仍然在波斯尼亚人心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不久，我在一面破败的灰墙上看到了用红漆喷成的简陋标语“TITO ”，并在一个繁忙的铁托主题咖啡馆里喝了咖啡，咖啡馆上方还挂着一面写有“Tito Is Ours（铁托属于我们）”的老式横幅。

听到下午的宣礼声，我开始沿着米里雅茨河散步。浅浅的河水平静地在运河的石墙中间流过。一只塑料可乐瓶和一个篮球在一处倾泄的水流下面翻滚。对威斯特来说，这种阿拉伯语祈祷带有一种“极度的悲伤，就像夜晚猫头鹰的鸣叫或者狐狸的嚎叫”。在艾特梅丹公园，一只梗犬正朝着附近的宣礼塔咆哮，它的主人一边拉着狗绳，一边坐在长椅上看报纸。我绕过一个阴暗的旋转木马，发现自己正置身于晚高峰的街道上，于是我急忙给行人、摇摇晃晃的捷克产有轨电车和流浪狗让路，他们似乎都在赶往更加重要的地方。

越过犹太教堂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堂，我来到了圣心天主教堂前。这座城市曾经是种族、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展示窗口。不过自从战争以后，这里被分成了波斯尼亚穆斯林远超克罗地亚人的正萨拉热窝，和以塞尔维亚人占主体、位于城市边缘的东萨拉热窝，后者也是实行自治的塞族共和国的法定首都。当教堂钟声敲响六下时，我找到了第一个萨拉热窝玫瑰。

当我还在贝尔格莱德时，遇到了自从上次研究旅行以来一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米拉（Mira）。我向她询问了我在她最喜爱的巴尔干城市不应该错过的东西。“萨拉热窝玫瑰，”她毫不犹豫地说。在波黑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时，一支多达 1.3 万人的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包围了这个新国家的首都，在周围的山上布置了各种火炮和狙击手阵地，对山下的居民展开了血腥的袭击。据估计，在从 1992 年 4 月 5 日到 1996 年 2 月 29 日的 1425 天里，12 万枚炸弹降落在了这座城市上。这场萨拉热窝围城战目前仍然是现代军事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首都包围战。战争结束后，造成至少三人死亡的迫击炮弹在柏油路面上砸出的弹坑被填上了红色树脂，在地面上形成了像玫瑰一样不同寻常的纪念标志。

被树脂填充的玫瑰周围是一座铺着小鹅卵石的广场。这里没有任何标牌、解释或说明。路面中间红红的一团树脂放射出支离破碎的疤痕，宛如被丢弃的花瓣。这些红色印迹像小孩子的画作一样粗糙。当一些人走上天主教堂的石阶，准备参加晚间弥撒时，我想象着散布在周围的尸体滴下的血液汇聚到弹坑中的场景。根据“花瓣”的方向，我猜测炮弹是从我背后打过来的。我转过身，凝望着被森林覆盖的山顶，突然打了一个寒颤。

米拉告诉我，她在当地的好友赛义达（Saida）会向我讲述我想知道的关于这些玫瑰的一切。我们约定在某天上午一起喝咖啡。在一个户外天井里，我一边呷着浓咖啡，一边看着这座城市主要的步行街费尔哈迪亚大街上的行人。我的周围环绕着香烟烟雾，耳边是欢快的波斯尼亚民间音乐。四个穿着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的老人相互亲吻对方的脸颊，将手杖指向不同的方向。一个大概刚刚上大学的年轻女士应该是看到了某样东西，她用粉色头巾的一角掩面偷笑，然后向穿着短裙的女性友人轻声说着什么。一个穿着条纹马球衫和紧身牛仔裤、一只胳膊挎着恋人的年轻人向拄着一副拐杖的独腿女人的帽子里扔了几枚硬币。年度蜂蜜展销会上的商人正在摊位上抽着烟，完全不理睬穿梭在他们周围的黄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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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义达为她由于工作而耽误的时间向我道了歉——她是一家全球新闻网络的记者，也是一位接受过培训的社会学家。为了写作短篇小说，她研究了萨拉热窝街道的历史。她整齐的短发下面，是一张由于劳累而显现出皱纹的面庞。在我们聊天过程中，我不时透过建筑之间的空隙眺望着覆盖在丘陵上的众多穆斯林墓地之一，白色的方尖碑形墓石像感叹号一样矗立在土地之上。我想到，穆斯林的生活被组织成了乌玛（社区），每个老街区都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墓地。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我参观了科瓦齐殉难者纪念公墓，在那里，盛开的玫瑰丛环绕着俯瞰著名集市区巴斯卡尔森雅的圆柱形大理石墓碑。在萨拉热窝，生者和死者总是非常接近。威斯特早已注意到了“穆斯林真实面对死亡，承认我们最好将它为人类遗留下来的东西交给大自然来处理的趋势”。赛义达用谨慎而不太熟练的英语宣称，这些墓地“每天都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今天还活着，但我明天可能就会死去”。

不过，这些玫瑰为人们带来了一种道德困境。“当看到这些玫瑰时，我感到非常难受。当我从旁边走过时会想，曾经有人死在这里。这种经历使人感到很不舒服。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能让我们回忆起可怕死亡的标记放在和我们的生活地点如此接近的位置。人们并不希望对他们的痛苦经历进行思考。不过我最终认为，我们必须保留一部分标记，我们需要记住之前发生的事情，否则我们将面对难以预料的后果。”

她停了下来，我在她身上注意到了一种不愿再继续讲述的迟疑，但也注意到了一种想让我了解有关这个痛苦话题的一切的愿望。我所接触到的其他人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感情：萨拉热窝人已经厌倦了谈论这场战争，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至少他们希望如此，但他们同样希望其他人能够了解他们的故事。

当我们告别时，赛义达说，她想让我看一样东西。她领着我走过像迷宫一样的小巷，越过提供当地特产、烤碎肉和奶酪点心的工艺品商店和餐厅，来到一片开阔的广场。赛义达指着东南方向的特雷贝维奇山说：“他们从那里向我们射击。”我点了点头，随口说道：“我知道。”她摇了摇头，再次指向那座山。“我只想让你真正地看一看。”从那时起，每当我走下公寓时，我都会眺望山谷另一边隐藏在山上的无数狙击步枪和迫击炮，那座山包裹在夏末的薄雾之中，上面仍然布满了还没有爆炸的地雷。

和绝大多数当地人一样，赛义达不知道，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到底还“种”着多少朵萨拉热窝玫瑰。我只在去见阿尔玛·马希奇（Alma Mai）和尼娜·瑟雷米特（Nina eremet）的时候看到过一次。马希奇和瑟雷米特分别是波黑人权青年倡议家组织（the Youth Initiative for Human Rights Bosnia and Herzegovina，即 YIHR）的执行董事和项目协调人。他们在该组织位于市中心一座改造过的公寓大楼顶楼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们穿的衣服很符合我想象中人权斗士的形象：马希奇穿着一件三一学院的运动衫，瑟雷米特则穿着一件白色的基本款T恤，他们都穿着牛仔裤，给人一种已经准备就绪、跃跃欲试的感觉。透过大开的窗户，街道上的喧闹声传入了这个本应冷清无人的空间。

自 2010 年起，YIHR 的志愿者们就一直在给城市里的萨拉热窝玫瑰重新上色。每年萨拉热窝围城战纪念日一大早，他们就会用胶布贴住每朵玫瑰周围的地方，给这些树脂块涂上耐久的光面红色，小心翼翼地不让颜色越线。在解释他们这一自主行动的背景时，马希奇告诉我：“我们的主要是为了永不忘记过去发生了什么，这样未来我们才不会重蹈战争的覆辙。”截至上一次重新上色，萨拉热窝还有二十八朵玫瑰——而 2011 年时，萨拉热窝共有 44 朵玫瑰。“战后整座城市里留下了许多萨拉热窝玫瑰，可能有几百朵，”马希奇说，“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消失了。人们当时没能认识到它们真正的价值。”

这场谈话印证了赛义达说的话：在这座城市的意识理念中，对战争的纪念已经取代了战争本身。身为高级主管的马希奇主导了大部分谈话，但是每年领导实地行动、能量充满整个宽敞会议室的还是瑟雷米特。2013 年上旬，一家建筑公司在进行路面加铺，正打算用电钻把两朵玫瑰钻开时，工头看见 YIHR 的志愿者们在工作。“他了解到了玫瑰的事之后感到很惊讶，”瑟雷米特骄傲地说，“YIHR 的付出有了回报。那家建筑公司和斯塔里格勒市政当局合作，重建并保留下了那两朵玫瑰。”其中一朵就是我此前在大教堂广场上看到的那朵，还有一朵在大教堂西墙边上。

我想问问有没有哪位官员能够和我谈谈这个项目，马希奇和瑟雷米特交换了一个好笑的表情，承认说他们不清楚。没有人宣称对创造这些玫瑰负责。此前 YIHR 想要为他们的重新上色计划征求许可，但他们并不知道该向谁申请，因此他们就这么开始了他们的“半合法行动”。瑟雷米特说：“只有一次，警察把我们拦了下来，说我们在破坏公共财产。那是在 2010 年。不过后来没发生什么事。”马希奇补充说：“萨拉热窝玫瑰不属于任何人。我们只能帮助它们不被抹去。”

白天的活动让马尔卡市场（Merkale Market）充满了喧闹声。1994 年 2 月 5 日，马尔卡市场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致使 68 人死亡，144 人受伤。这或许是萨拉热窝围城战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场大屠杀了。（第二年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袭击事件。）如今，一小部分萨拉热窝人会来这里购买蔬菜和水果。一位留胡子的小贩边整理着一张折叠桌上的葡萄，一边哼着歌。折叠桌背后是一堵长长的红色墙壁，上面印刻着在那场大屠杀中死亡的遇难者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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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苹果摊和一张堆着卷心菜小山的桌子中间，有一座白色的纪念石碑，上面用巨大的铭文刻着：“1994 年 2 月 5 日，在这里，塞尔维亚作恶者屠杀了 67 位萨拉热窝居民。”这行铭文下面还有一行字体比较小的祷文：“愿逝者安息，诵开端章，道声祈祷，要记得，要警惕。”末了，石碑下部还签署着“Citizens of Sarajevo（萨拉热窝市民）”的字样。

纪念碑边上唯一的装饰，只有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旧波黑国徽，它是昔日波斯尼亚中世纪王国的标志。这是唯一一座独立的纪念碑。萨拉热窝市中心附近的建筑物上还悬挂着十几块纪念碑。挂在建筑物上的纪念碑和这座独立的纪念碑都是用于纪念那些死在“塞尔维亚罪犯”手下的遇难者。（在波斯尼亚语中，“zloinci”这个词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是“作恶者”，但它的本意更接近“罪犯”。）

在一份名为《沉默 vs. 精心修饰的纪念碑：萨拉热窝玫瑰和纪念牌匾》（Silent vs.Rhetorical Memorials: Sarajevo Roses and Commemorative Plaques）的论文中，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一位出生于塞尔维亚的学者米利亚纳·里斯蒂奇（Mirjana Ristic）比较了这两种纪念物。萨拉热窝历史人物与事件标记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Marking Historic People and Events of the City of Sarajevo）官方建设的白色纪念碑“是精心修饰过的传统纪念碑，它们清晰地表达并确定了一种根据特定种族有所取舍的萨拉热窝战时历史。因此，这些纪念碑扩大了从过去到现在的种族冲突，保留了集体民族创伤。”这些纪念碑告诉了路人该怎么去看待过去发生的事件。每当我看到一座纪念碑时，我脑中的巴尔干半岛近代史研究分析家们就会想要尖叫抗议。不是所有塞尔维亚人都参与了战争，不是所有塞尔维亚人都有罪！

不论我看向哪里，这些白色纪念碑都会在与眼睛齐平的高度冲我大喊大叫。但是，你得费心搜寻、低垂目光仔细查看，才能找到萨拉热窝玫瑰的踪迹——而且地图也帮不上你的忙。这就是它们的内在品质。里斯蒂奇写道，萨拉热窝玫瑰“没有固定的含义，它的象征意义可以有多种解读，因此它们不会被民族意识形态挟持。它们是静默的纪念之地，路人可以自己解读叙述这座城市的历史。它们让多种不同的记忆和历史得以共存。也正是因为这样，它们让和解有了可能。”萨拉热窝玫瑰什么都没说，中国直播网 ，它们只是平等对待了所有死去的人；萨拉热窝玫瑰静默不语，它们只是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思考。在一次又一次正式或非正式的谈话中，和我交谈的每一个人都表达了对于这些玫瑰象征符号力量的欣赏感激。在马希奇和瑟雷米特给我看的一段没有公开的视频影像中，一位中年女性说：“萨拉热窝玫瑰让人们得以带着自己的思绪静静独处。”

阴云开始密布的时候，我出发去寻找阿兹拉·尤努佐维奇（Azra Junuzovi）2006 年出版的《萨拉热窝玫瑰：走向记忆政治》（Sarajevo Roses: Towards the Politics of Remembering），想从书中找到这些玫瑰的来源。一个接一个书店找下来，店员都会把我指向其它书店，或是给同事打电话询问别处的库存。远处闷雷声传来，这时我发现了另一朵玫瑰，没有标记也不惹人注意，就在大公园山脚下，旁边是遇害儿童纪念碑（Memorial of Murdered Children）——那是一个用融化的炮弹和武器制成的喷泉，中间的圆形平台上有象征着母亲和孩子的绿色玻璃雕像。附近有两个女孩坐在长椅上，中间隔着购物袋。她们后面一个被遗忘的土耳其公墓里，歪七扭八地竖立着包裹头巾的墓碑。老树在涌起的狂风中摇摆。

我的寻宝游戏在 BBI 购物中心后面的一条小巷里得以终结。长着大胡子的书店店主从柜台旁边的书堆里把那本书翻了出来。第一滴雨溅落在柏油路面上，我想象自己拿着的这本书就算不是整个波斯尼亚的最后一本，也是整个萨拉热窝最后一本。这让我觉得，自己也拯救了一块历史的碎片。

我在铁托元帅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待暴风雨过去。街角一个打着大黑伞的女人把智能手机贴在耳边，摇晃着白纸包裹着的向日葵拦下一辆出租车。沉重的雨声、祈祷声与咖啡馆音响里传来的惠特尼·休斯顿的倾情演唱交融在一起：“I’m your baby tonight（今夜我是你的宝贝）”。

尤努佐维奇把这些玫瑰的起源追溯到萨拉热窝大学一位建筑学教授内扎德·库尔托（Nedad Kurto），是他构想了纪念马尔卡市场大屠杀的纪念物。他想用玫瑰来同时纪念那些被杀害的人以及经历了整个围城战的人，并且他“想要避免突出任何特殊地点的任何个人”。 库尔托对于剩下的部分比较含糊，或许也是托辞。萨拉热窝州城市规划与发展办公室（Sarajevo Canton Office for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发出声明，对于“接触过一群市民之后”确认批准该计划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尤努佐维奇发现，想要从地方当局获得有关这些玫瑰出处的信息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没人能指点她任何相关记载。“这是个谜，”她写道。

同样地，尤努佐维奇访问的居民也没有什么明确概念，有些人猜测是当地政府或其他幸存者做的，而且她还发现，有关这些玫瑰什么时候最早出现，萨拉热窝人的记忆十分模糊，只知道是战后某个时间。或许就像几位受访者说的那样，是谁在什么时间创作了这些玫瑰无所谓，重要的是它们在那里。也许记忆并没有可以明确界定的起点。

在结论里，尤努佐维奇建议应该不断重新描画这些玫瑰，并设专款用以纪念。我想起了 YIHR 的活动者，决定把一切都弄明白。

外面的暴风雨渐渐止住，一束阳光穿透乌云又消失了，但随着云层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消散，阳光又重新出现。几个小时之内，街道就在晴朗的天空下变干了，暴雨消失无踪，仿佛从未来过。水位上涨的米里雅茨河带着一股浑浊的淡红色激流，在河道之中奔涌着。

2012 年，美国旅行家希瑟·约翰逊（Heather Johnson）和 YIHR 一起重新粉刷了这些玫瑰，在她的短片《萨拉热窝玫瑰》（Sarajevo Roses）里，她称自己是“触碰一个没能正确愈合的伤口的侵犯者”。从一朵又一朵的玫瑰中，我看到的只有一个深深烙印在当地人记忆中的伤疤。未经修复的建筑点缀在城市里，看起来就像是后来添加的东西盘旋在一个生机勃勃、也许还有点破旧的欧洲的首都上空。萨拉热窝历史博物馆（Sarajevo History Museum）里的围城战役展览乏人问津。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纪念碑是一个一米高的金罐牛肉复制品——它属于战时人道主义援助包裹中的物品，纪念碑上少了几个字母，碑文读起来只剩下了“C NNED EE”。风从苏埃达和奥尔加桥（Suada and Olga Bridge）栏杆上面挂着的一块纪念牌匾上吹来了干康乃馨的花瓣，这座桥是以战争时期萨拉热窝最先遇害的两名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少女命名的。

费尔纳迪亚滨海大道上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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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费尔纳迪亚滨海大道，我又找出另一朵玫瑰。我蹲在那些红色的斑点旁，萨拉热窝人都绕着我走过，好像他们想要台摄像机，我心里感到很难过，就像波斯尼亚语里说的那样“Boli me dua（伤害了我的灵魂）”。我渴望一些能够超越现实存在的东西，一些我从不曾有、如今却永远失去的东西。波西尼亚人证明了非 sevdah （一种波黑传统民歌形式，译注）歌曲的流行，在这些歌曲里，萨拉热窝的儿子亚历山大·埃蒙（Alexandar Hemon）听出了“内心平静的感受，明白一切都会过去，就像春天的花朵，到最后一切归于无尽的黑暗”，他在围城战开始的时候正好去了美国并滞留在那里，我前一晚错过的城里的阅读会也是他的。我反复体会着这种渴望，就像在用铁铲把泥土翻来覆去，直到把它揉碎，成为我身体里永远的一部分。

来到巴斯卡斯亚（Baarija）集市的游客都很喜欢铜盘、水罐和土耳其咖啡壶（dezva pot，即 cezve）上的掐丝花朵设计。马希奇告诉我，中国直播网，看到国外对萨拉热窝玫瑰感兴趣，让她感到很惊喜。她说，事实上“外国人要比当地人对玫瑰更感兴趣”。最早的时候正是欧洲媒体报道了这里战争旅游业的急速升温。围城战时期萨拉热窝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系的地方就是地下通道，如今建在那里的希望隧道博物馆（Tunnel of Hope Museum）是游客最常去的景点。

我去参观期间，分别看到两个美国旅行团经过，每团都有一个热情的导游在讲自己当时还是小孩，很多事都记不清了。“萨拉热窝围城战之旅”（Sarajevo Siege Tour）向游客承诺：“（此次旅行将）涵盖所有人们需要了解并看到的、有关这个伟大的城市在被围城期间所遭受的苦难”，内容包括地下隧道、特雷贝维奇山上的围攻路线、毁坏的设施以及碉堡、雷区、弹片等等“很多很多其它遭到破坏的、引人关注的景点”。2010 年的新闻报道表明，一波新的战争游客从前南斯拉夫国家纷纷涌入了萨拉热窝。

我向一个中欧大学的老朋友伯金·“贝查”·库仑诺维奇（Bergin “Beca” Kulenovi）提到了这些，她是萨拉热窝当地人，在阿富汗从事承包商工作，目前正回萨拉热窝度假。她告诉我：“我们波斯尼亚人已经厌倦了自己的历史，然而对于人类究竟可以残忍和愚蠢到何种程度，我们并没能给自己足够清醒的认知。如果观光客来参观战争的遗产，其实也会帮助我们回忆并从我们的历史中学习，学习努力去克服它而不是沉陷其中。”

我和贝查在 Kibe Mahala 餐厅里见了面，这是一间位于半山腰上的高档餐厅，有着可以饱览整个萨拉热窝的全景视野。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波斯尼亚特色菜之后——包括 Begova orba 鸡肉蔬菜汤、一盘开胃热菜以及一小杯烈酒，服务员又端上一大盘叉烤羊肉，并在他的山羊胡子后面轻笑起来，因为我们根本忘了还点了这个。于是他给我们讲了一个随着每次讲述都会不断完善的一个喜闻乐见的故事，他向我们吹嘘自己曾有一次把羊肉和法拉利作比，然后说服了一名意大利素食主义绅士吃羊肉：“就如同法拉利不仅仅是一辆车一样，羊肉也不仅仅是肉，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离开餐厅的时候我们发现，夜幕把山谷变成了一个灯光草地。西方人曾经写道：“由于山势起伏的复杂地貌，（萨拉热窝）永远在展现新的画面，心也会从生活中脱离出来，找到它的归所。”

波斯尼亚的政客们继续站在各自的种族立场上解读着那场战争——波斯尼亚人说它是针对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克罗地亚人说它是塞尔维亚人的侵略，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则说它是一场内战。由于他们之间持续不断的争吵，各个国家机构也都陷入了停顿（国家博物馆今年早些时候就因为缺乏资金而闭馆了）。倒是有一件事能让萨拉热窝人团结在一起：在遭受围城炮击时，他们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战争期间，贝查身处美国和加拿大。她也经常从多伦多的家中回到萨拉热窝（她把这里叫作“我们这个小村儿”）。但就在她坐着飞机往返于两个大洲之间时，过去却在她身后如影随形。“人们依然在因为我的离开而批评我，他们说我没在这里就是背叛了我的祖国。虽然没人再会大声说出来，但在我和别人对话时，这种批评随时都飘在周围。和许多在战后从国外回来的人一样，我回国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负罪感。但很久以前我就不再因为这事而道歉了。”

1992 年被围困时，萨拉热窝的市民们纷纷寻找掩护。

许多从围困中逃离了萨拉热窝的居民再也没回来，但他们把这座城市带在了自己的身边。我们离开萨拉热窝的前一天，我收到一封邮件，是尼娜·鲁佩那（Nina Rupena）回复我早前发的一封信。她是一位在萨拉热窝出生的画家，生活在墨尔本，曾绘制过以“萨拉热窝玫瑰”为题的一系列画作。这座城市是鲁佩那孩提时自我认同的基础。她在信中描述 12 岁的自己时写道：“每次一听到子弹和爆炸的声音，我就会想‘这座城市又多了一个弹洞，又有一个人正在死去’。当时我的整个世界都在崩塌。”

当一颗狙击手的子弹差一点儿打到她以后，鲁佩那记得自己坐在她住的楼的地下室里，下颌因为恐惧而颤抖着。她和妈妈还有姐姐一起，跟着最后一支允许离开萨拉热窝的队伍、在护送下离开了。后来，她们三个被臭名昭著的塞族武装组织、阿尔坎的老虎军（Arkan’s Tigers）扣留了 4 天。她在克罗地亚以难民的身份生活了 5 年，因为离开祖国、因为“过着舒服的难民生活”，她一直深感愧疚。在家人移居澳大利亚以后，鲁佩那再次失去了认同感，并深受恶梦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困扰。后来的 2009 年，在为完成有关归属感的硕士论文做研究时，她被内心封存的情感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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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有关萨拉热窝玫瑰的画作的灵感源于一幅开放式伤口的图片。这批画作表现了我一种狂喜的情绪，同时也表现了萨拉热窝这座城市身上的伤口。我没有像以前那样试图忽略和逃避这种创伤，而是深入其中、去拨弄它，试图把它形象化，去理解并接受它。我觉得有必要寻找一下它的意义，接受人性的黑暗面，发现人类灵魂中崇高的美，让我对我过去的经历脱敏，然后让它们融入我的生活、客观地看待它们。当我（内心的伤）痊愈之后，我画的萨拉热窝玫瑰从原生态的开放式伤口，变成了怒放却轻柔的玫瑰，它们就好像是伤疤，一开始会疼，但随后就会痊愈，成为一段经历、一段人生的视觉记忆，成为一个物证。”

在萨拉热窝的最后一天，我最后一次沿着铁托元帅大街走了一遍。纪念围困 20 周年时，萨拉热窝人在这条街上摆了 11541 把红色的椅子：它们代表被杀害的每一位萨拉热窝人，其中有 645 把小一些的椅子代表的是被杀害的孩子。这些椅子上面摆满了花朵、泰迪熊和照片。脑子里想着这场椅子装置艺术的名字《萨拉热窝红线》（Sarajevo Red Line），我的背脊骨自上而下感受到一阵凉意，这时我看到了 Mister Cat 的涂鸦作品，一只猫露齿而笑，它的天使翅膀周围都是红色的玫瑰。从新奥尔良开始，这幅作品传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城市。公寓楼阳台上的天竺葵一层又一层地点缀在布满了弹孔的墙上，就好像散布在灰泥土里的种子。两个穿着褪色绿制服、声音粗哑的男人正在用桦枝扫帚清扫人行道，他们缓缓地用扫帚划着长长的弧线，散落的白色、红色或者紫色的天竺葵花瓣在微风中被扬了起来，或者被扫进了排水沟里。教堂台阶下面有手工艺品商人办了一个集市，他们把折叠桌摆成了一个半圆形，然后在上面摆满了手工艺品。看客们伸长脖子鉴赏着这些工艺品，他们脚下就是红色的萨拉热窝玫瑰。人行道的砖铺出了一个 1984 年奥运会的标志，我绕着它走过——标志里，4 个抽象的人把胳膊伸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对称的雪花形状，就像是一朵花（原来“雪花”也是雪片莲的另一个名字）。尽管在萨拉热窝的几天里，我没能再次感受到威斯特当初的感受，但不管怎么说，似乎一切感受又都绕回到了各种花上。

载我到公交车站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友好健谈的波斯尼亚人，他用极快的语速和一种陌生的口音测试了一下我的语言技能。他来自波斯尼亚东部城镇维谢格拉德。1992 年，在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向他和他的邻居们下达“要么在 24 小时内离开、要么等着被杀”的最后通牒之后，他就从家里逃到了维谢格拉德。“你来过这儿？”他有点儿不相信地问我。他对我说，他逃走的时候一条腿受了伤，尽管还在被围城，但萨拉热窝是唯一一个给他治腿伤的地方。当我们开到东萨拉热窝、进入塞族共和国之后，他系上了安全带。“要在老家，我肯定已经被杀了，在这儿至少我还有机会活着。”

回贝尔格莱德的公交车沿着 E761 号公路一路向上走，盘山路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小山坡上。我看着山下这座沐浴在夏末阳光中的城市。尤努佐维奇在《萨拉热窝玫瑰》一书中写道：“如果没人记得，也便不存在回忆。”我再加一句：没有了亲身的体验，也便不存在回忆。当萨拉热窝的花朵在我身后隐去时，我想起了多年前、当我路过这座城市时自己的样子。盯着正在升起的太阳，我记住了后来的自己。现在我也记住了萨拉热窝。

翻译 熊猫译社 刘清山 钱功毅 乔木 葛仲君

题图来自 YaelS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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